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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,是深圳的根和魂

1990年9月,李灏(右一)视察深交所时在电脑辅助系统演示屏前题字,并当日拍板定下开业时间。(资料照片)

1990年12月1日,深交所成立并进行试营业,成为中国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。  (资料照片)

1987年1月27日,横贯深圳市区中心地段、东西走向的公路干线——深南大道,全线贯通,正式通车。(资料照片)

《见证: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》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一版

立夏已过,深圳一日胜似一日地热了起来。火红的英雄花逐渐谢去,金灿灿的阳光洒遍蓝天白云下耸立的一座座高楼大厦。荔枝湖边,在绿树掩映的一幢居民楼里,我们见到了已经92岁高龄的“老书记”李灏。

年过九旬的李灏白发满头,精神矍铄。尽管精力和记忆力都大不如前,但谈起深圳的改革、开放、创新,他的脸上格外神采奕奕。1985年,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、党组副书记一职的李灏调任深圳,成为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。

“改革,是深圳的根和魂。”正是这位“改革家”“探索者”,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,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,接二连三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为深圳的发展和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,也为中国改革开放试出了经验,探出了路子。

“我要上‘前线’了”

2018年,距离李灏南下深圳,已经过去了33个年头。33年,足够一个孩子长成风华正茂的青年;33年,也让一座城市从边陲渔村成长为经济体量达到2.24万亿元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。

时钟的指针拨回至1985年,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,方兴未艾,正面临多方面的质疑和巨大的舆论压力。

一方面,在计划经济时代,各地建设都要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启动。全国各地都要发展,财政就会有困难。而深圳建设中,存在规模过大、投入太多、借债数额大等问题,为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有人甚至提出了“深圳办经济特区,内地就变灾区”的不满。

另一方面,1985年初,香港《信报》曾连续发表12篇评论文章,认为深圳建立在“假大空”基础上,已经到了“内寒外热,百病缠身”的境地,几乎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。

在这个关头,中央决定派李灏来深圳工作。此时到深圳,摆在面前的,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巨大困难。李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,同时也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不足。“离京赴深前我曾说,我要上‘前线’了,当时真是这个心情,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。”他回忆。

除了这份毅然决然的信念,离京前,李灏还打定主意,要为深圳的改革争取一点“权力”。

1984年,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曾经推出工资改革方案,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,把深圳的工资提高了一点。省里觉得标准太高,要求停止执行。这让李灏十分担忧。

“我做的改革决定,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?那特区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?改革是个系统工程,不能这可以改,那不可以改。”离京前,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中,李灏抓住机会进一步对特区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,特别是深圳的功能任务和改革权问题。

这次谈话,明确了深圳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。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有一定权力,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,并且明确了对于一些重大的紧急问题和政策措施,深圳特区在报广东省委、省政府的同时,可以直接向中央、国务院及总理请示报告。

在这次谈话中,李灏还提出,希望将上述这几点“向国家体改委和省里传达,特别是到那时为止,国家体改委还没有将深圳的改革列入议程”。这一要求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

“有了这个权,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。”李灏明白,到深圳,他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的发展,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,进入正常的轨道。

“他这是合理不合法,太冤”

都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李灏来到深圳后,经过20多天的调研,就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:成立外汇调剂中心、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、建立深圳市规划委员会、设立监察局。每一项措施都具有创造性意义,并影响深远。

其中,建立外汇调剂机构,是当时最迫切的改革。当时,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管理,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。出口企业收入的外汇,不管是否收支平衡,必须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,亏了由中央补助,赚了的统统收上去。

这样的制度,一方面使得出口企业缺乏创汇积极性,不利于深圳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之路。另一方面,虚高的挂牌汇率,让黑市“倒卖”外汇的行为屡禁不止。

刚刚上任,李灏就碰上了“特发倒卖外汇案”。面对北京来的调查组,李灏据理力争。他表示,企业拿三四块人民币的成本出口换汇成一个美元,官方结算只给两块八人民币,企业必然亏损。因此在“黑市”上,一美元可以兑换到四五块人民币,应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,个人并没有从中牟利。

“他这是合理不合法。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。”那么,如何让外汇交易合理又合法?李灏想到,建立外汇调剂市场。

1985年11月,深圳市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,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。外汇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,市场作价。

同时,为了对政府机关开办的企业进行有效管理,李灏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,管理100多家市属国有企业。1987年7月,中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——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。

1989年,深圳完成了全市国有企业清产核资,开启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,探索了政资分开、政企分开,以产权为纽带,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新路子。

而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则是城市发展的需要。李灏回忆,特区建设初期,一切规划都靠北京。“我说,规划既要听中央、省里的意见,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在地方手上。”从李灏开始,谁当市长谁就当特区规划委员会的主任。这项制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。

此外,建立监察局是一项带有开创性的重大行政体制改革。监察局成立的目的,是针对腐败问题。与检察院、反贪局不同,监察局的主要职责是“监察同级”,重点是监察市政府领导班子,并首倡“立法、教育、办案”的六字监察方针。“这几项改革,有的很顺利,有的从决定到成立,经历了两年时间。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,化解了矛盾风险,站稳了脚步,管好了队伍,管好了资产,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。”李灏说。

“不调整就没有出路”

除了继续推进改革,当时的深圳还有一些难题亟待解决。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,深圳经济急剧升温,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。

李灏回忆说,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,资金全面紧张,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。不得已,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,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。而在基建规模过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大背景下,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。

1986年初,中央及时召开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,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会议指出,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,主要作用是先走一步,创造出新鲜经验来,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,由过去的铺摊子、打基础,转到抓生产、上水平、求效益上来。

“这次大调整,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,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,血淋淋的。但是,不调整就没有出路。”李灏用了两年时间,对基建规模、债务等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整。调整中,最难的任务是压基建规模。这项工作涉及面广,一些干部职工对此也不够理解。“我在深圳工作的八年中,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个时期。”在李灏眼里,基建规模调整是一场“攻坚战”,为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

最终,深圳啃下了这块“硬骨头”。1986年,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,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,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,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。

李灏指出,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,走出“一放就乱,一收就死”的怪圈,为特区长远发展、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础。这大调整的两年,也是深圳改革措施最多的两年,如规定政府不为企业担保贷款,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,土地使用权拍卖,公开招聘局级干部等。

经过调整,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,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。“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,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,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。”李灏说。

“要按国际惯例打篮球”

5月的深圳,已颇为炎热,就在我们到访的当天上午,李灏还顶着烈日,到深圳龙岗区考察了证券山公园建设进展,并参观了在该公园举办的《先行先试中国资本市场探索之路》展览。这座公园将建设各项证券主题文化设施,展现新中国证券事业的发展历程。

证券事业的发展,要从股份制改革说起。“尽管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,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、有限与无限的问题,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,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,营造一个‘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’。”李灏说。1986年10月,《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》出台,将赛格集团公司、建设集团公司、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试点单位,开始了我国最早的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。

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,建立新型的股份制企业,必然出现股权的流动,证券市场也应运而生。人们所说的“深市老五股”:深发展、深万科、深金田、深安达、深原野先后完成股票发行和进入柜台交易。1987年9月27日,深圳成立了经济特区证券公司,标志着深圳股票市场正式诞生了。

“1988年,我去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三国考察。在座谈会上,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,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,只能买你们的股票。”李灏说,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很新鲜,同时也给他提了个醒:面对日益增长的股票交易量,仅靠柜台交易是不行的。

回国后,李灏马上开始筹备建设证券市场,聘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,帮助起草证券市场整体方案,起草各种法规制度,培训干部等。当年11月,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,并着手进行证券交易所各项筹建工作。

1990年11月,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基本就绪,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完善了。参观时,李灏问,既然准备完成,为什么不开?工作人员表示,没批下来。李灏当即表示:“批不批政府会负责,你们一定要开,先实验嘛。”

在1990年12月1日,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开始试营业,直到1991年批下来,才补办了开业仪式。“这是先生孩子后登记。”李灏说。

深圳证交所的成立,不但掀起了炒股热,更带动了证券、基金、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发展,引领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场和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,同时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。

如今,28年过去,深交所上市公司数量,已从最初的“老五家”增长至2017年的2089家,总市值高达235761亿元,形成了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,呈现出证券业、基金业和期货业共同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。

“搞改革,没有胆量办不成事”

2015年,光启马丁飞行包在中国首发,当时已89岁高龄的李灏兴致勃勃地体验了这项新发明。他头戴3D眼镜,握紧方向杆,感受了一把“飞翔”的感觉。他对新兴事物的好奇,对创新的热情,并没有随着年龄褪去。

“有人说我胆大,敢大胆改革往前冲,有我在他们就不怕。其实,别看我个头大,其实胆子很小。”谈起胆量,李灏总是这么说。

主政深圳期间,李灏正是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,大胆冲破计划经济体制,率先探索和初步建立起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,树立起“特区”这块金字招牌,为全国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。

33年过去了,如今深圳的发展日新月异。李灏主政时建设的深南大道,已经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主干道。道路两旁,一座座地标建筑拔地而起,花团锦簇、绿树成荫。随着道路向东西伸展,深圳,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,也就完整地展现在眼前了。

李灏回忆说,刚南下时,他经广州中转,几经周折才到达深圳。因此,他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,尤其是盐田港和深圳机场的建设,为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,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年,深圳的港口和机场就已经双双跃居全国前列。

离休后,李灏依然对深圳的发展怀着一份关心和热忱。“这几年深圳的变化很大。”李灏认为,近年来深圳市推出不少改革和创新举措,又有许多令人欣喜的发展。“从开放程度和国际影响看,经济特区建设在不断增加创新优势、迈上新台阶。”

“小心谨慎还是要的,但开拓创新精神更重要。国家要发展,民族要兴旺,搞改革,搞开放,没有胆量办不成事。”李灏说,很多的事情,如果等到十拿九稳才去做,就贻误了发展的良机。只要正面效果好,符合“四个有利于”就可以尝试去做。“我相信,深圳的下一个30年,一定会更加美好!”(吕绍刚 夏 凡)

《 人民日报海外版 》( 2018年08月16日   第 12 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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